作者： Elissa整理
编者按：2018年 12 月 8 日， “第26期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顺利举行。北京佑安医院院长金荣华院长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指出目前药品及医院服务与照护方面的困境，以及可努力的方向。
由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主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历经6年，于2018年12月8日顺利举办第26期，本次会议以《病人用药，如何可及？》为题，引发热烈讨论，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期。
火爆现场我时常想，我是病人的代表吗？不是，因为我不是病人，但因为我是医生，做了管理岗位，比较深刻的感受到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我们也未必知道患者的痛苦。
北京佑安医院金荣华院长医院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抛开初心不谈，任何变革都只是一时而没有朝向目标。医院的使命应该是激起人们活着的希望，有助于健康和幸福，而在这个过程中医院要通过临床医疗的实践以及教育和研究，给关注的群体提供最好的照护。
佑安医院是收治传染病的专科医院，我国已知艾滋病患者有80多万，每年有3万多新增。现在艾滋病向两个群体极化，分别是老者和年轻人。对老年患者我们不能用歧视性语言评价，说老人变坏了，或者坏人变老了。对于年轻群体，调查显示，进入大学、高中的男孩子有主动或被动性行为者大概在20%，而这20%如不采取措施感染的几率高达10%。
除此之外，我们医院收治的肝病病人比较多，门诊病人八成跟肝病相关。医院需要打造完整的学科链，从孕期感染预防一直到中后期的肝脏移植，患者不出院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此外，肝病研究所和临床进行融合，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可以组建团队来解决临床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佑安医院根据专家团队的要求建立了基于队列的生物样本数据资源库，有临床资料，有历史资料，有病例资料，有影像的资料，以及血清……我们的样本库总量超过百万，每一个月的入库量近万份。
怎样才算好的照护？
药物的有效照护肯定要提高有效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应关注它的价值，撇开价值只谈价格没有意义。
价值是和质量、服务有关的，不仅跟药品有关，跟医疗行为都有关。就质量和服务来讲，我们存在巨大的浪费，这个浪费也是我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思考的。怎样把浪费减小？一定要有说明书和计划来改进。
国家的政策说医药分开，矛盾解除了吗？还是存在处方前置审核、处方合格率等很多问题。时代变革中，很多医生、医务人员和医院管理者，一直在应对政策变化。
政策制定者们能不能站在价值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或者提供更准确的解决之道呢？哪怕这种解决之道是耗时很长也行，有了具体达到目标的时间，医院就可以做促进的工作，而不单纯是改变和适应。长期稳定的目标，可以提高效率。
药物临床实验、科学研究或者国家的免费政策，占了药品成本很大的比重，但对患者需求而言，这些比重里是很低的。新药试验周期长，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创新药物所付出的艰辛，不能因为病人或其他人来说这个药品价格特高时，就不理直气壮，而应该理直气壮。只有这样才有更多人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发新的药物，来回馈社会和病人。我想，这是真正走到了以价值为指标。
未来的挑战还很多
我们医院已接诊过上万名艾滋病人，有8700多人正在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他们的生命周期或者生存时间和常人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试想一下，当HIV感染者老了以后，他们面对的问题和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一样吗？我们还能免费得起吗？随着耐药性的出现，我们有其他办法吗？
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HIV的药有几十个，然而到国内应该不超过二十个，甚至在十个以内，怎么解决？在药品零加成的情况下，在下一步耗材零加成的情况下，以及降低15%的情况下，怎么应对？
医院处方药的采购，中草药、中成药的遴选，制度和流程，也很麻烦。有些药在药店销售很好，医院进不去。医院要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也不得不考虑考核指标。HIV的药，新药不多，有老药。CV的药有些已经纳入医保，但我们医院还没有进去。
曾有一个科学家讲了三个点：
1）建立一个良性的环境，或正能量的环境。药品就是药品，科学就是科学。
2）一定要带来效益。这个效益很重要，除了经济，还有社会效益。
3）每一项政策如果我们只是抱怨而不能够让政策制定者们在以前思维的框架下来制定政策，只能出这个结果。如果科学家能够说服他，用更多的数据告诉他制定这个政策更有利于人民的健康，好的政策制定者一定会吸收你的建设性意见。
药物的可及性困难很多，机遇也很多
很多疾病目前药品负担非常重，比如肝脏移植的患者，需要长时间吃药。此外，还有短缺药，比如治疗疟疾的药品市面上找不到，没法备药。
作为医院，希望能够效同价廉，精准用药，也希望推出一个临床试验的联盟，缩短新药上市的周期，能够更好服务于病人。还可以成立研究性病房，可以提供更多精准的药，把临床可用可不用的药剔除，是每个临床医生所想的。
要形成良性合理用药环境，期待更好的价格，更期望进入平台的药物价格波动小一点。政策规定所有涨价的药必须要重新备案，我们希望进入平台的药别刚开始是低价，后面涨价，涨到最后每天都在签单子。
医院是末端，但决定用药还是医生。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所有的药应该绝大部分都由医生或医生建议用，但中国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总喜欢好药，而这个“好”有时候是医生讲的，有时候是身边人。
在哈佛，有一批医生做群体关注。比如，按正常这个社区一百万人按十年计算是100亿，医院跟保险公司承诺只用80亿，剩下的20亿由医院和保险公司平分。于是医院就在社区里找教练，这些教练再去找志愿者，把社会融合在一起，做干预工作，让得基础疾病的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让有可能得病的人少得病，得病的人尽可能到医院就诊，获得最佳治疗。
美国人用了13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跳开药品可及性单纯概念，跳开医药服务可及性的概念，来调整到关注人群健康的概念。如果在这种大背景下思考我们的问题，每一年走一小步，十年一定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本文据速记整理，内容未经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