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方术家与神仙家

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周王朝实力与威望的衰退与各诸侯国的兴盛，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类似过去王官的文化人，他们分散在各个诸侯国。《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弟子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论语·微子》亦记载，鲁哀公时，社会混乱，礼崩乐坏，于是“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皆说明这种文化和知识世家的分崩离析从很早就开始，而且一直在延续。于是，原属王官的知识阶层流入社会下层，正如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的话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十三经注疏》2128页）而原为下层的平民知识份子的地位却日益上升，并与本属上流的王官们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知识阶层，这在当时名之曰“士”。也正因为“土”阶层的崛起和独立，“士”思想的活跃和兴盛，才演成了春秋到战国时代最为辉煌的百家争鸣。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及科学思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引人瞩目的科学成果，大多包纳在古代的方术中。　　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方术”首见于《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在这里，方术是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艺能。所谓“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由此，从秦汉以来，方术几乎成了一切技能杂术的总称。依《汉书·艺文志》所言，方术可分为二大类，一是数术，一是方技。数术类又分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这些数术是以研究“天道”或“天地之道”即“大宇宙”为主，内容涉及天文、历法、算术、地理、时节、气象、水土、环境学等学科。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这些方技是以探讨“人道”与“性命”即“小宇宙”为主，内容涉及医学、药学、性学、养生学、长寿学以及与之有关的营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古化学等学科。这样一来，古代的科学技术史料大多囊括其中，并产生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及科学思想。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指出：“正如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国过去也曾同样强烈地盛行过各种迷信活动，占卜、星命、堪舆、骨相、时日吉凶的选择和鬼神传说等等，是古代和中世纪一切中国思想家所共有的背景的一部分。科学史家不能简单地排斥这些理论和活动，因为它们使古代的宇宙概念得到不少说明。”“某些方术活动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实际考察自然现象方面导致一些重要的发现。由于方术和科学都离不开积极的手工操作，因之在中国的‘原始科学’中决不能不含有经验的因素。另一方面，怀疑主义是批判精神的本质部分，它是科学思维发展的第二个必要条件；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决不缺少这种怀疑主义因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笫346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当然，其中非理性的东西很多，如前者是以合天人、通古今的“预测学”即占星候气、卜筮相形、解梦知命为特点，后者更是杂糅巫诅禁咒、服饵黄冶、炼气达灵，它们的体系中都充满了神秘主义与巫觋遗风。　　在《后汉书》中专门有《方术列传》，其序把卜筮、阴阳、推步、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铃决之符、易学数术、图录内学等皆属于方术。并曰：“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梃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祆，时亦有效于事也。”其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分方术为养生、卜筮、相、疾、医五类；《太平御览》则分方术为十八类，即养生、医卜、诸卜、筮、相、占候、占星、占风、占雨、望气、巫、厌蛊、祝、符、术、幻；清编《古今图书集成》有《艺术典》，其中医部、卜筮部、星命部、相术部、堪舆部、选择部、术数部、射覆部、挂影部、拆字部、技戏部、幻术部、搏戏部、巫觋部，皆属传统方术的范围。以上所述可以大致概括中国方术演变的历史与基本情况。从先秦、汉晋到明清，方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风靡朝野，深入人心，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这些方术原无系统理论，自战国时齐人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方士们便利用邹衍之学来解释其秘术仙方，从而形成了《史记》所说的“方仙道”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神仙家”。神仙思想是由“不死”的观念而起。它源肇于上古的巫师文化，至春秋、战国时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并已有人造仙药出现。《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问晏子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以古无不死之人为答。《战国策·楚策》说，有人献不死药于荆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证明不死成仙的思想在晚周已颇为流行，故被众多诸侯重视。　　庄子曾经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这类仙人。他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餐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他们“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是一些心忘容寂、与世无争的逸人。当“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无常殃。”（《庄子·天地》）所谓“三患”，即指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后，即可脱离疾病衰老，跃出生死轮回，逍遥自在于天地之间，这正是方仙道所追求的理想。　　其时著名的方仙道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安期生、石生、卢生、侯生、徐福、韩终、李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他们多为燕、齐之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史记·封禅书》）据《汉书·郊祀志》载谷永言：“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垒，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眦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足见秦汉之际方仙道队伍规模甚大，已是影响朝野上下、社会风尚的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